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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定安:时代机遇努力

时间:2014-05-08来源:《沈阳日报》作者:赵威 王晓辉访问量:2425

    我觉得人一生成功的决定因素有三个:一是时代,谁也跳不出;二是机遇;再一个是自己的努力。三个凑到一块儿才能成功,缺一个都不行。而思考与探索,总是予人以快乐的,是生之快乐。——彭定安

 

  彭定安,1929年1月出生。江西鄱阳人。1950年毕业于北京新闻学校。曾任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、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(研究员)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、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鲁迅学会第三届副会长;现为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,辽宁省社科联、辽宁省文联和辽宁省作协顾问,辽宁省老艺术家协会副会长。著有报告文学《永生的战士》(雷锋事迹报道)《鲁迅评传》《鲁迅杂文学概论》《走向鲁迅世界》《创作心理学》《文化选择学》等,以及文学作品散文集《秋日的私语》、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离离原上草》等。

  2014年2月14日,农历正月十五。上午,我们如约来到位于沈阳道义辽宁大学新校区附近的一个小区,彭定安先生在家中接受了《沈阳日报》记者的采访。

  先生的书房在住宅的三楼,我们一进门,看到的就是先生夫人曾景云的照片。照片前的地板上,摆着一个花架,四个花盆,叶翠花鲜。先生说,夫人已经于大前年过世了。先生今年85岁。落座后,彭老说,他刚刚完成《中国地域文化通览·辽宁卷》的编辑工作,正在做《沈阳文化史》(四卷本)的定稿工作。

  平生三书

  “我认为,有三本书,对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很大,我把它们称为‘平生三书’。这三本书都不是大部头,而是小册子,在我的人生艰困时期,它们起了特殊的作用。一本是克拉拉·蔡特金的《列宁印象记》,我1957年被打成‘右派’,白天体力劳动,晚上读书,读到这本书,其中列宁说‘列维(当时德共领导人)犯了错误必须严肃对待,他暂时脱离政治生活,却可以潜心研究。’我读到‘潜心研究’四个字,顿觉电光一闪,如受雷击一般。我后来把这四个字叫做‘四字真言’。我以后的道路,在总体上、在根本上,是按照这四个字来做的。另一本是罗莎·卢森堡的《狱中书简》,书中写有‘以安详的态度去面对一切生活中的艰困、痛苦、忧伤。’她能够在狱中讲鲜花、讲蝴蝶、讲小鸟,对我是一种鼓舞和启迪。第三本是台尔曼的《台尔曼狱中遗书》,他在书中说:‘德国历史,童年时代的磨炼,对生活过程的观察,这些才是我的导师’。他指明了一个人成长的路径。我也从这里面得到一种启发,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自己,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道路。这就是认清自己和国家、社会、时代的关系。”

  意外考学

  “我的父亲是一个书生,也是书法家。他参加江西督军李烈钧的部队,支持云南督军蔡锷‘讨袁’,一直做到团长、旅长,以后担任两任县长。但他在政界很失意,对文化钟情,他曾存了一笔巨款,在江西的一家私人银行,是准备辞官回家办教育的经费,结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,他得重病去世了。后来他存钱的银行破产,那笔钱也没有了。我家有一些房产,又遭了一次大火灾,全部焚毁,家庭在三四年之内就没落了。父亲去世时我9岁,我的童年很孤独、很寂寞、很穷困。”

  “我小学毕业以后,母亲已经决定让我到首饰店去当学徒。但就在我进店之前,在我家乡创办了私立初级中学‘士行中学’,——‘士行’是东晋名臣、名士,劝人‘惜分阴’的陶侃的字,——春季招生,和我一起玩儿的小朋友邀我也去考,我说,我要进店学徒了,不去。他们说,好玩儿,去考吧。当时是说要录取50人。我就去考了。结果看榜的时候,我也不想看,同学又邀我去看,大家一起看时,几个同学就喊‘彭定安,你戴红帽子啦。’我不太相信,到近前一看,真考了个第一名。回家说了这个事情之后,伯父和母亲就决定让我念书。一天,母亲摘下她的金耳环说:‘崽,这是我留的寿坊(棺材)钱,现在拿去换了,给你交学费,维持这一段,以后再说。’以后我读高中了,读书花费就靠奖学金和稿费了。我小学成绩并不那么好,却考了第一名,我觉得也就是个偶然。”

  “童年、少年时代我还很喜欢美术,初中时一个炎热的夏天,我自己闷在屋里临摹了丰子恺的一本漫画集。现在有时还画国画,画着玩儿,但还没有给别人看过。国画很有意思,有一种意境,和西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经我们再三央求,彭老在我们结束当天采访的时候,答应找找自己的画作,发给我们。

  三次“书灾”

  “我曾遭过三次‘书灾’,一次是1957年,‘反右派’以后,我要下乡去‘劳改’了,我把我的书除了马列著作和鲁迅全集之外,所有的书都卖了,是拿麻袋、按斤卖的。这是一次书灾。第二次‘书灾’是1966年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,先是被抄家,后是我办公室的书都没有了,其中最宝贵的是一部我父亲用过的《辞源》,我从中学时代一直使用到上世纪60年代,很有纪念意义,丧失了,我很痛心。第三次是1969年我全家下乡插队,又要把全部书籍都处理了,由孩子在门口找收破烂的,过秤卖了。我只带走了‘毛选’《鲁迅全集》《马恩选集》这些书。”

  “我是1978年回城的,又逐渐地买书、收集书,越积越多,2011年的时候,在我搬家之前,书全堆到一个车库里,差不多占了半个车库。我把其中的一半送给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。剩下的一半,我又把其中的一半送给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,我是这个学院的名誉院长。我下乡是在内蒙古的敖汉旗。”

  网络替代不了纸媒

  “我不大同意现在有人说将来纸质书籍和纸质报纸会消灭,我认为不会消失的,网络文化代替不了这种东西。网络那种一过性的、可以复制的,一闪而过的阅读,是‘速读’,是浅层的、碎片化的,捧着一本书去阅读,看着这两行,我思考一下,我体会一下,这种阅读,和网上的阅读是不一样的,精神的层次不一样,这是慢读、细读、深读。纸媒不会消亡,因为它和网络是两个层次的、两个范畴的阅读。尤其是对汉字的阅读,汉字是世界文字之宝,汉字的阅读,不仅仅是带有形象性,它和拼音文字不同,它的构造、它的形象本身,就有一种意义,而且具有一种象征。你看中国字的山、圆、好,它就能给你意义的启发,有这个作用。”

  站着读书

  “我在敖汉旗的图书馆借读《资本论》,在那个旗里,我是第一个借读《资本论》的,也可能是唯一借这套书的人。我那个时候是站着读书,包括读《资本论》,做笔记。因为我住的房子啊,是个小趴趴房,当地人管那叫‘鸡窝’,炕很小,地下只能摆个大木柜。我不会盘腿坐,于是就站着读,而且我还琢磨到怎么能站得久一点,我管那叫‘金鸡独立’,就是两只脚轮换着站,这样能读的时间长一点。以前,我还曾‘卖衣服买书’,是我在南昌的时候,我当时在一个小学当老师,暂时的,到卖旧书的地方,看好了郭沫若的《棠棣之花》剧本,想买,可我没有钱,我就拿了个中山装的上衣,说我和你换那本书,那个人犹豫了很久,他问这个衣服是不是你自己的呢?他怀疑衣服是我偷来的……那时我19岁。”

  “我家早先是个破落的官宦书香之家,那时家中的对联我还记得,是中国传统的对联:‘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’家中当时很穷,我是‘穷读书’,初中二三年级开始给报纸投稿,我靠稿费买书、买文具,教科书则是和同学们串换使用。但家里有两代人的藏书,相当丰富。”

  “我家乡在很美丽的江南水乡,山水秀丽。有一个很有名的东湖,我家在湖东,绕湖走一半可以到我的学校。我总是从家拿一本书,一边看书一边走着去学校,边走边看,就不觉得路长了。我现在仍坚持读书,我认为读书是和古代的圣哲、学士、文人作精神对话,通过他们对世界的认识、了解、诠释,来了解世界、了解社会、了解人生。中国话讲的‘诗书继世长’,还是很有意义的。”

  “大概在初中二三年级时,我就囫囵吞枣地阅读起鲁迅的杂文来,那‘逻辑之钳’和激情的意蕴,带着强劲的磁力,把我吸引住了。这种更偏重逻辑思维的影响,在若干年后,又把我指向理论领域。在十载风狂雨骤的年月里,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,我精神上的绿洲就只有一部已经残缺了的《鲁迅全集》了,它像一泓清泉,流淌在像我所居住的半沙漠地带一样荒凉的心田中。现在我虽然买了新版《鲁迅全集》,但还保存了这部旧的。”

  四个失败的电影剧本

  “我还写过几个电影剧本,都失败了。一个是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,那个时候看不到电影,我第一次看电影是1948年。我看到了一个电影故事,插曲叫《秋水伊人》,我特别喜欢这个歌,根据故事,我写了个剧本,就叫《秋水伊人》,还装订成小册子,发给同学们看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,是学生写着玩的。”

  “第二个,是我利用10年的业余时间,根据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事迹,创作完成的电影剧本《忠王传》。1966年前后,形势多变,我的剧本被说成了‘为叛徒树碑立传’,成为我的罪状之一,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发表、排演了。”

  “第三个电影剧本,是我和李宏林一起写的《雷锋》,长影(长春电影制片厂)在准备采用这个剧本拍摄前,对作者进行政治调查,得到的回复是:两个人都是‘摘帽右派’,不能用,‘这牵涉到什么人占领舞台’。这个电影剧本也被扼杀了。1963年1月8日,全国第一篇关于雷锋的长篇通讯《永生的战士》在《辽宁日报》刊出,署名两个人,一个是部队作者,一个是波阳,‘波阳’就是我的化名,取家乡鄱阳县之意。此文是在部队作者素材基础上,我补充采访后执笔完成的。2月5日,《中国青年报》略加删节转载。3月5日,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关于向雷锋学习题词发表。这时,李宏林约我合作写雷锋的电影剧本。‘文革’期间,《永生的战士》被批为‘毒草’,直到‘四人帮’被粉碎后,噩梦才算过去。1994年,我曾写过‘不懊悔几十年的坎坷,只惆怅岁月的虚度’这样的话。”

  “第四个电影剧本是1981年,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。李宏林又邀我写一个关于鲁迅的本子,我、李宏林,还有北影的胡海珠联合创作了《鲁迅和他的日本朋友》。本已经决定由中日两国导演执导,部分去日本拍摄,但开拍前又因为夏衍的一句‘现在拍什么鲁迅?好多问题还没有结论’而胎死腹中。后来这个电影的文学剧本,在我省《春风》文艺杂志上发表了,其他的都没发表。”

  多次人生机遇,功败垂成

  “我一生中,多次遇到人生转折点,有极好发展机遇,都在关键时刻,功败垂成!

  第一次,国家首次招考副博士研究生。我决心报考,但学历不够,我给高教部写信申请,寄去许多作品,请求以同等学历报考,经审查,高教部复函特批准考。我积极备考,等到要撰写论文,我向组织提出申请,回答却是:‘你是审干对象,做结论前不准离开。’博士一梦,梦醒垂成!

  第二次,1978年秋,我在农村插队10年后回沈阳,正好50岁。第二年,当时《人民日报》国际部陈泉璧副主任到沈阳,把我和范敬宜找去,说《人民日报》要与美国交换大批记者,准备选派我们二人,去任第一批驻美记者。我们非常高兴。但是转年传来消息:由于形势变化,原计划取消,我又一次功败垂成。

  第三次,1981年我被中国社科院借调,参与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,担任副秘书长。学术研讨会工作由我主持并作总结。会后,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同志找我谈话,说院里决定成立鲁迅研究所,副院长周扬兼任所长,由鲁迅的学生们和老一辈鲁迅研究家李何林、黄源、唐弢、戈宝权、萧军、王瑶等先生担任副所长,他们都只是挂名,由我负责具体工作——他的说法是‘你就屈就末位副所长,坐班主持工作。’他问我同意不同意,我当然欣然应命,满口答应。他便说:‘那你回去就向省里提出。’我回到省委宣传部汇报,刘异云部长一听,倏地从椅子上站起来,走到我的面前说:‘我知道,他们早晚要把你弄走!’刘部长这样说,是因为在这之前北京已经三、四次想调我,都被省里卡住了。现在他这样表态,我觉得是不一定再卡了。心里很高兴。但是,建研究所却没有批准。此议只得作罢。我又一次好梦功败垂成!

  我之所以说起这些,是我感觉到,这些人生美梦的破碎,都不是纯粹的个人命运作祟,而是和社会、时代这个大环境、大背景分不开,它们具有最终决定权,它们是‘如来佛的掌心’,谁也逃不脱它的掌控。所以我认为,一个人的一生,成败取决于社会、时代、机遇和自身的努力,这四样东西的‘合力’作用。”

  讲到这里,彭老又引述弘一法师李叔同自撰联“一事无成人渐老,一钱不值何须说”,自称“二一老人”的典故,调侃自己是“一生坎坷、一事无成、一晃而过、一钱不值”,是个“四一老人”。呵呵,彭老平淡地笑了笑。

  此时,已是正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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